在制度与规范层面，设定权利还是加载义务都不过是一种技术安排，这一安排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必须要立基于社会责任伦理之上。

三、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对环境法典编纂的外部制度化依据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对环境法典编纂的依据性，浓缩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类似表达中，但这绝非仅仅流于形式，而是要深入到依据的制度化层面。从环境法典的内容上看，涉及行政法、民法、刑法乃至国际法等多个学科。

如前文所述，环境法典的宪法依据是宪法上的生态文明规范体系。在方式和内容上，国家和公民的二元对应关系趋向于以环境和生态为重要媒介的一种新的合作关系。所谓自然资源是指人类可以直接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天然存在的自然物。[3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7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6页。现行宪法中直接出现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是第26条第1款。

人和自然是宪法中环境的两大组成部分， 维持人的尊严是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 自然环境是维持人的尊严的生活的物质条件，宪法通过确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对环境予以明确保护。(三)关于环境法典的规模或范围即所谓适度的把握以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为依据，所谓适度的环境法典，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1.不能超出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射程。而偏好从当代中国人权实践出发的学者则意图从中国人权走向西方标准的普遍人权，一直致力于中国自身人权实践的理论一般化提炼，却又往往会因为不符合域外既有人权定式和国际人权规范而被孤立、被边缘化。

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生活世界中关系是先在于我的，是我投向了关系，关系塑造了我的存在和主体性，关系确立了我的责任。宗教人观念对应的是原罪人设定。有学者认为与西方文化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不同，中国文化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10]身安、心安、治安是中国人恒久不变的目的性意向。[9]而且，这里要合乎的人情并非抽象化、理念化的，而是非常生活化、具体化的

徐行言认为，中国文化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个人仅被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其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中国人是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托付给所属群体的。在理念与逻辑层面，推演出最低限度的人权是比较容易的，最低限度的人权是单薄的人权，人们在单薄人权上达成共识比较容易。

厚实人权是基于人之为人的文化整体性而非抽象和先验人性的实践性人权。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文明转型并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期盼和设想的路线行进。[27]同前注[18]，赵敦华书，第231页。在最低限度的单薄人权意义上，人的形象是近乎平面的，人权观念也是比较形而上的，中西之间的共识与沟通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去霸权思维是人权回归生活世界的前提。[40]伍德志：《论人权的自我正当化及其负面后果》，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4期，第37页。关键词:  当代中国人权 中国性 共在人 厚实人权 责任伦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7]参见齐延平：《中国制度传统的知识与生活基础》，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第117页。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享有身体、财产营业及各项政治权利与自由。[11]其实，在近代之前不仅中国人没有个体意识，西方人也没有个体意识。

当代中国人权理论应以生活世界中的人为根据，以规范世界中的人为对象。[60]这就将责任内嵌进了权利的理论构造之中。

无论是古老的政治学、宗教学、法学还是晚近成型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均要以人的形象和概念理念预设为开端。参见[美]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尹钛译，任锋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51页。[59]同前注[39]，[法]列维纳斯书，第198-201页。（一）传统人权之平面独在人设定在人类文明史上，当有人把面向外在世界的目光转回自身并反思人是什么时——也就是设计出希腊神话斯芬克司之谜时，就开启了人的观念与理念的历史。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在人民之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删除了《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人民各项自由与权利之前的于法律范围内依法律所定之限定，但增加了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之限定，增加了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经济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可以法律限制的限制。神的伟岸形象、创世能力与统御世界万物的权力被独立自由之理性人全盘接收。

从这些条款上，可以看出其中人的形象和概念设定是二元非一元的，权利体系包括面向全体的人权积极促进与面向个体的权利保障两大体系、双重构造。伴随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和文化不可逆转的复兴，西方理性人观念和人权理念与中国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正日渐加剧。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破四旧和持续的社会与思想改造。[57]参见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序第2页。

而且，1954年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被视为非对抗性的，即不具备对抗国家的功能，因为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共利益绝对优位。异化的集体主义实质上与黑格尔国家哲学有着思想上的内在关联，认为在具体的人之上存在一个更高的抽象的集体实体，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取代中国传统私性血缘-家族人之形象的不是西方先验的、原子化的、独白式的平面人形象，而是现代的、公性与私性并在的、基于关系/他者/责任化的共在人形象。基督教哲学千余年对上帝形象的精心塑造为后世理性人的诞生准备了理念素材：上帝的高度决定了人的高度，上帝的意志自由性决定了人的意志自由性，上帝的至上性决定了人的至上性。[54]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追求的目标是人的全面的自由，并且是每个人基于平等的全面的自由。

[33]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一种人权史的解释》，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4期，第45页。[41]他结合中国有关哲学观念与西方存在论范畴，将人放进生活世界——也就是经验和关系之中——来考察，以共在存在来为人的概念立基。

其二，中国人是信奉他者伦理而非我者伦理的，这为超越西方人权局限提供了新的伦理基础。马克思对线性进步史观和抽象理性人概念进行了彻底批判。

在历史进程中，人与文化会发生变迁，有时甚至会发生颠覆性和革命性的质变，但只要我们还承认其是具有自身独特性和规定性的人或文化，就是承认其深层仍有不变的模式性或规定性要素。中国近现代的主要任务是救亡救贫、救国救民、创建现代民主国家，因此中国近现代史首先是面向全体的独立与自由、权利与利益而展开的历史，个体人权保障是以全体面向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是故，中国宪法法律规范中的人也就具有了全体与个体两种面向。

在西方理念转向中，神-人关系框架被颠覆，先验-宗教人被原子-个体人所取代，从而催生个体人权文化。自我主动地创造世界，突破一切束缚，达到真正的自由，这就将自我观念推向了极端。中国传统哲学自开蒙之时就是立足于人的关系共在的，就是主张对群体、对他者责任先行的。[26]参见[德]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0页。

如果继续以西方人权观为主体，以生活世界中的中国人为客体，人权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冲突将愈加激烈，并将渐行渐远。规范世界中人的形象与概念是规定的，宪法上的人权客观/主观二元体系、人的全体/个体双重面向、人权的公性/私性双阶功能，构成当代中国人权的规范事实。

[25]康德把人本主义精神推向了极致，通过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认识论，达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6]百年后中西方文化整体性上的差异其实并没有跳脱出这些思想巨擘所作的判断。

人权从其前身——神权——那里继承了神圣性、至上性和权威性，在演化发展过程中，又得康德、黑格尔等现代哲学大师先验理性论滋养，更得其后形形色色自由主义理论浇灌，世俗烟火之气彻底消散，唯剩了先验空灵理性，最终在西方世界被推上了天赋论神坛。我们主张今日之中国人权应回归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主张从理论界热衷的对象建构回归自在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人权共同价值的普遍性，也不是要走向庸俗的人权相对主义，而是倡导将颠倒了的人权与生活和文化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因为人权源自生活而非理念、源自文化而非逻辑。